青年视角下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表达与场景建构
中国青年研究 齐骥 陆梓欣 2024-04-26
摘要:青年群体参与乡村旅游、融入乡村发展、介入乡村振兴，为打破乡村旅游“围城效应”困局，重塑“乡村性”创造了更多可能。以场景理论为依托，对37个青年集聚的超大、特大城市周边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开展研究，结合相关性分析、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pca)方法，剖析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表达及相关模式，最后结合案例分析剖析青年群体再构“新乡村性”。青年群体正以扎根集聚与守望创新传承保育传统乡土内核、以现代理念与国际视野再构现代乡村新特性、以多元体验与在线“蜂鸣”重塑理想乡村新意象，日渐成为重构乡村性、促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不可或缺的建设、体验与消费主体。
关键词:乡村旅游;乡村性;场景建构;青年;城市周边乡村地区
乡村旅游是指在乡村地区，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客体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1]。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在增强我国农村内生发展动力、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中的作用持续深化。乡村旅游地作为一类承载着城乡要素流动，连接传统与现代价值理念的中介空间，正面临“未来中国式现代化乡村的理想特质是什么?而乡村旅游将如何重塑乡村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课题。在此背景下，青年群体正以多元行动者的身份多维介入乡村旅游发展，青年力量能否在打通城乡要素、创新性联结传统与现代中助力“乡村性”的再生而非弱化、异化?为探究上述问题，本文引入场景理论，在以37个超大、特大城市周边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剖析当下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及变化，并结合典型案例，分析青年群体作为乡村旅游提质升级不可或缺的建设、体验与消费主体，如何探索和实现当代乡村旅游的“乡村性”表达和场景构建。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旅游在优化乡村产业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农村就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促进城乡文化交流等方面[2]，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12年至2019年，我国乡村旅游接待人次从近8亿跃升到30亿，年均增速超过20%，2019年全国乡村旅游总人次占国内旅游总人次一半以上。随着旅游市场规模日益扩大、乡村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以及乡村文化生态的不断优化，乡村旅游在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动乡村社区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更是日益凸显。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增效赋能我国乡村全面振兴，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过度商业化的旅游开发所造成的乡土文化空心化、村民利益边缘化、乡村景观过度城市化、乡村旅游飞地化、乡村旅游产品同质化等现象[3][4]，引发的“乡村性异化”的争论与担忧。由此伴生的传统地方性消解、乡村性湮灭，不但背离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初衷，还对乡村本身造成难以逆转的破坏。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快速城镇化时期，当代乡村青年乐安重迁情感的丧失和同乡认同归属感的衰退，使年青一代与父辈祖辈们相比，呈现出了明显的乡土情感淡薄化现象[5]，给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重构以及随之相关的产业升级、消费结构、乡村治理体系等造成深远影响。
随着乡村独特文化魅力、优质生态环境、慢节奏生活方式价值的凸显，以及网络科技的广泛推广与国家政策扶持倾向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返乡入乡机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代乡村人才流失、人口结构老龄化等问题。而乡村旅游赋能乡村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生态融合，也使当代乡村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力日渐增强，并逐步渗透于乡村旅游行动者网络中，青年群体开始参与到乡村振兴中，并成为乡村旅游重要的支撑。
首先，乡村旅游消费者更加年轻化。中国旅游研究院和马蜂窝联合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乡村旅游人群中有38.90%的游客为“90后”(22~31周岁)，超过40%的“90后”游客在2021年至少体验了一次乡村旅游[6]。而《携程乡村旅游振兴白皮书(2023)》则显示2023年前3季度来自一二线城市的“00后”客群(14~23周岁)同比增长164%，成为增速最快的年龄客群[7]。其次，乡村旅游投资者、生产者与运营管理者也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基于中国多年农村建设带来的乡村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善，乡村振兴政策红利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和人们心中所积攒的文化乡愁，正鼓励越来越多的青年群体返乡入乡[8][9]。根据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发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年底，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累计达1220万人[10]。其中，85%以上的返乡入乡创业项目属于涵盖乡村旅游领域在内的一二三产业融合类型[11]。
青年群体广泛参与乡村旅游并趋于成为主流，这有利于青年群体深入介入乡村振兴战略行动，为乡村发展创造了更多可能。但在这个过程中，青年群体作为连接城乡两端、促进城乡社会交往的中坚力量，在促进城市资本、技术、管理、审美等要素进入乡村，推动乡村现代化的同时，是能在实践中充分发挥调和乡村旅游中城市性与本土性、现代性与传统性价值矛盾的作用，从而实现乡村性的重构;还是在城市资本、消费主义与媒介景观的裹挟下进一步加剧乡村性的弱化乃至异化，仍是需进一步观察调研的问题。
二、研究综述
1.青年视角下的乡村旅游
从青年群体视角出发的乡村旅游研究不但创造了新颖的视角，而且打开了当代乡村塑造身份认同、放大乡土价值、赋能乡村发展的理路。从青年视角的相关研究中可以看到，对乡村旅游的关注，早期集中在青年游客在乡村旅游中的出行意向、行为特征及相关市场开发策略上。钟诚、朱创业、肖晓等指出青年旅游者市场是发展最迅速的旅游细分市场[12]。学者们还在探析青年旅游者消费特征的基础上，结合青年偏好提出优化乡村旅游产品[13]、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加大网络宣传力度等针对性策略[14][15]。随着旅游业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作用日益显著，以及青年返乡入乡热潮的兴起，中国学者开始思考青年群体作为一种实践力量对乡村旅游乃至乡村振兴的作用。保继刚、黄锋认为旅游社区青年集中体现了旅游对乡村社会转型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将世代居住并成长在发展时间较长的乡村旅游社区中，较深地参与旅游业或与游客有频繁互动的青年人作为一种类型进行研究[16]。
李可、黄惠娉则关注青年返乡参与旅游发展的意愿，指出除了年龄、学历、在家乡居住时间等个人特征外，地方依恋在旅游发展期望和旅游影响感知的中介因素作用下也会影响青年返乡参与旅游发展意愿[17][18]。胡小武认为当下智识青年、青年干部、都市青年作为乡村振兴的嵌入型、在地型和消费型主体，正致力于走出一条“城乡文化反哺”式的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现实道路[19]。
综上所述，目前从青年视角出发的乡村旅游研究较少。但已有不少学者意识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多元化的青年群体作为最活跃、最有力、最创新的实践力量，正被乡村的独特魅力所吸引，参与到乡村旅游消费乃至发展建设中。
2.乡村性及青年群体对其的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乡村旅游兴起以来，学者对乡村旅游的内涵特征、价值意义、模式类型、现状困境与发展策略等领域展开较为全面的研究。对乡村旅游不同侧面的研究，均难以离开对乡村旅游本质特征—“乡村性”的把握[20]。关于何为乡村性，可以从区域功能、政治经济、社会建构等多维视角对其界定[21]，但基本可以归纳为描述性定义或社会文化定义[22]。其中，描述性定义倾向于通过人口特征、农业、林业和自然占地情况、农业生产、就业、基础设施与服务等定量指标，为衡量地区乡村性提供测量体系。但也有不少学者对静态机械的描述性定义提出了疑问，提出应从多元、动态、融合特征理解乡村性[23][24][25][26]。尤其对于乡村旅游而言，相比于区域功能视角下乡村性的“硬”特征，其核心吸引力更在于蕴含在乡村意象中的乡村性“软”特征[27]，即乡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人们头脑里所形成的“共同的心理图像”。作为极为重要的无形旅游资源，其主要表现为乡村景观意象和乡村文化意象，其中更为深层次的乡村文化意象则是乡村的一种“氛围”，其蕴含在景观意象之中，且通过乡村聚落形态、乡村建筑和乡村环境等可见的物化景观表现出来[28]。
如何保持乡村性这一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力，则是乡村旅游的现状困境与可持续发展策略领域的核心问题。概括起来，学界大体存在两种较为不同的判断:一种可被称为“村落终结论”，另一种可被称为“村落再生论”[29]。“村落终结论”的观点体现在乡村旅游领域，表现为学者们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围城效应”的担忧，即乡村性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但在现实中，乡村旅游发展导致的城市化、商业化与飞地化恰恰在摧毁这个基础[30]。“村落再生论”则强调传统村落对于现代化力量的多元反应方式，认为乡村旅游所创造出来的互动空间能使城市与农村在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社区建设等多个方面达成共识，实现互助互利[31]。在新的发展时期，传统村落的共同体本质和网络关系并没有因此发生根本变化，反而在某些方面可以获得重构和再生的机会，孕育出“新乡村性”[32]。乡村性是将面向新生还是加剧异化的问题，同样体现在青年群体参与乡村旅游乃至乡村发展的过程中。当前，中国最具“乡土性”的农村社会正在经历一场“衰败”与“新生”的实践变革[33]。在这场变革中，青年群体一方面被田园牧歌型的“文化乡愁”所吸引[34]，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兴力量;另一方面，体验过城市生活的青年并不适应传统乡村性中保守单一、缺乏包容性的落后部分，正在用自己的行动和价值观念影响甚至改变着乡土社会的价值观念，成为促使传统乡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不可忽视的力量[35]。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学者表现出对青年群体是否会在商业资本、消费主义和媒体技术的裹挟下加速乡村性弱化异化的担忧。如陶玉霞指出乡村旅游年轻游客数量日益增长，但大部分游客并不关注乡村性，出现乡村旅游原根性诉求异化的现象[36]。此外，徐婧、汪甜甜也指出青年群体在应用媒介再现重塑乡村形象时存在着过度美化而导致的失真、资本导向下的过度商业化以及戏谑审丑的戏剧化呈现等问题[37]。
综上所述，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本质特征，是由乡村居民与其他参与者共同体验与表现，描述了人们对乡村的感知、意象以及乡村的多功能社会需求，揭示了城乡之间的相互作用强度及其对乡村发展的重要指标[38]。青年群体在参与乡村旅游，介入乡村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对处于动态建构的乡村性内涵造成深刻影响。青年群体能否凭借自身眼光、能力与资源在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建设实践中打破乡村旅游“围城效应”困局，为重塑“乡村性”创造更多可能，仍有待进一步验证。
3.青年集聚乡村旅游地的场景特征与测度
乡村旅游中的乡村性，其精神文化层面的价值内涵是更重要的，但这部分往往是高度抽象、难以测量的。为实现对青年集聚的乡村旅游地中乡村性文化内涵的有效测量，本文借鉴社会科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场景理论对原本难以定量的精神文化特征进行解构分析。以特里·克拉克和丹尼尔·西尔为代表的新芝加哥学派所提出的场景理论是致力于研究区域发展动力的新范式[39]。为了解决文化价值特征难以被测量继而影响探究文化场景如何作用区域发展的难题，场景理论借鉴化学元素周期表的思维，通过收集整理诗歌、小说、宗教信仰、审美与文化理念等文化范畴的关键性要素，构建美学意义上的涵括“合法性”“戏剧性”“真实性”3个主维度以及细分的15个次维度文化元素周期表，而不同文化元素的结合则会构成独特的场景。
合法性主要描述行动者参与实践的动机与目的。无论是青年群体作为游客前去乡村旅游地进行消费体验，还是作为建设者、运营者、管理者入乡返乡发展乡村旅游，均出于一定的价值评判与动机。场景理论将合法性主维度进一步细分为传统的、自我表达的、实用的、超凡的以及平等的5个子维度。
作为立足乡村传统景观的乡村旅游，传统性是其区别于其他形式旅游的显著特征。“传统将我们与过去相联系，而仍与历史叙事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现实事物至今仍向我们倾诉些什么”[40]，对中国传统根脉的向往与追寻是包括青年群体在内的大多数人进入乡村的内在动机[41]。另外，青年群体参与乡村旅游可能是在充满竞争的快节奏现代都市生活中，探寻更为理想生活方式的一种诉求，即“自我表达”的内涵，“将个人独特的生活方式、个人风格及观察世界的方式展现在自己的行为上”[42]。在这个过程中，青年群体并非一味感性的乌托邦主义者，而是注重生产回报率与消费性价比的实用主义者。在沉浸式享受乡村生活乃至积极介入乡村建设发展的过程中，通过立足乡村传统资源要素，打破常规探索开拓成本更低却更能让其“诗意栖居”的生活方式，从而(暂时)摆脱城市中经济、制度、文化等多层面的“隐形社会排斥”[43]，从而获得更为平等且自由，有价值且惬意的生活体验，是青年群体积极介入乡村旅游领域的行为动机。
戏剧性关注的是在不同场景中行动者如何表现自我，关乎一种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的逻辑[44]。这一方面体现在乡村旅游中游客的“反日常体验”，即旅游者在旅途中所展现出与日常生活状态完全不一样的行为准则和精神状态，包括角色转变、享乐主义倾向等“倒错行为”，以及旅游者“超脱自我”“伸展自我”“放松自我”的状态，等等[45][46]。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乡村旅游地在发展过程中所构筑的更具舞台化的“前台”和更具原真性的“后台”[47]。根据场景理论，无论是睦邻还是冷漠、正式的还是非仪式的、爱张扬的还是矜持的、迷人时尚的还是普通的、越轨的还是循规蹈矩的，均是行动者在场景展现自我的外在形式。
在青年的乡土记忆与感知中，传统乡村是邻里关系温暖亲厚但却常拘于常礼习俗，远离浮华但却也平凡保守的[48][49]。而拥有充分的都市生活经验的青年群体，尤其是返乡入乡投身于乡村旅游发展的年轻人在向往亲切睦邻、淡泊宁静等乡村价值特征的同时，也将更有革新精神，勇于打破“乡村日常生活的常规化”，将在都市生活中习得的如张扬个性、讲求仪式感、追求时尚等更契合其价值观和文化审美的事物应用其中，创新乡村性表达的内容与形式。
真实性体现的则是行动者对身份内涵和意义的鉴别。乡村旅游是一种游离于现代栖居之外的本真性生命关照与审美姿态[50]，对身份认同的寻找则是对乡村旅游的重要诉求。尤其对于早年为了求学生计背井离乡，在城市奋斗漂泊的青年群体而言，无论是作为“望山见水忆乡愁”的游客，还是回归乡村生活、致力挖掘乡村现代旅游价值的返乡建设者，都具有需要到那里维系着国家、民族、本土认同的乡土印证生命的位置与身份[51]。场景理论认为，理性、本土性、国家性、企业性和族群性是确认自我身份的主要来源。其中，本土性即强调人们对某一地域文化实践的乡土记忆，是乡村性的关键要素。而在某些族群集聚的传统乡村，族群性同样是其寻求身份认同的重要来源。另外，在当代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国家政府和企业集团同样通过政策、管理、市场、资本等手段影响重塑乡村特性及其中行动者的身份认同。
关于乡村性内涵在城乡互动中的演变，场景理论的提出者之一丹尼尔在通过分析系列社会学经典思想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辨析了场景的发展、分化等变化模式[52]。一方面引出滕尼斯—马斯洛—英格尔哈特定理，该定理认为当一个地区变得越来越发达(无论是财富还是教育层面)，场景维度也发生了变化，即伴随着地区现代化，睦邻、传统、本地、平等主义等乡村特性会日渐被诸如迷人、理性和自我表达的城市场景价值所取代。另一方面，学界对这种线性发展趋势的批评，自我表达机会的增加不应该消除传统的社会和文化形式，而可能导致新平等主义、传统与创新组合的形成[53]，即有可能衍生出新的乡村性。
在乡村振兴这场对农村社会的深刻变革中，乡村及其乡村性正经历着全方位、立体式重构。通过场景理论，对城市周边青年集聚的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内涵进行测量，能揭示青年群体在参与乡村旅游消费和发展建设中对乡村性内涵表达的影响，而进一步的案例分析则可剖析青年群体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以多元主体身份与行动孕育“新乡村性”。
三、青年集聚的乡村旅游场景乡村性表达的实证研究
1.案例选取与数据收集
2019年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建设工作的通知》，提出发布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截至2022年11月15日，文化和旅游部已公布四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共1399个乡村入选。基于“城市规模越大、区域人均收入水平越高、乡村旅游资源等级越高，乡村旅游发展机会越多、潜力越大”的发展现状[54]，本文首先筛选出其中202个分布在超大、特大城市的乡村旅游地。其次，通过百度指数对大众点评、携程旅行、去哪儿网、途牛旅游等相关旅行服务网站的用户年龄分布进行分析，发现大众点评用户的青年群体比重最高，约占77.71%，其中20~30岁的人群占33.49%，30~40岁的人群占44.22%。因此，结合大众点评中的游客点评的分数与人数，最终筛选出37个青年游客相对集聚的乡村旅游地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北京9个，上海5个，成都4个，天津、武汉、杭州各3个，广州、佛山各2个，东莞、西安、重庆、济南、南京、郑州各1个。而这些青年游客集聚的乡村旅游地同样不缺返乡入乡青年人才建设实践的身影，他们共同在城乡供需流动中重塑乡村旅游场景乡村性的表达。
正如熊凯指出，“独特丰富的乡村文化意象作为一种‘氛围’，蕴含在景观意象之中，且通过物化的景观表现出来”。场景理论同样将物化的舒适物作为衡量场景特征的有效指标，从而通过舒适物设施赋值、各维度系数计算，最后利用统计得出的分值对不同场景进行比较，从而得出相应场景的文化特征。关于乡村旅游舒适物的统计类别，本文基于“食、住、行、游、购、娱”旅游经典六要素，并结合通过高德地图的poi(point of interest)开源数据对37个乡村旅游地的舒适物数据抓取情况，将乡村旅游地舒适物分为餐饮美食、住宿服务、交通出行、休闲游玩、购物、公共服务6大类、70小类，共2970个舒适物，其中餐饮美食舒适物综述678个，住宿服务691个，交通出行359个，休闲游玩574个，购物414个，基础设施254个。
2.乡村性的得分计算与描述性分析
根据场景理论的研究策略，在整理收集乡村旅游舒适物的统计类别和数据的基础上，采用德尔菲法请专家为舒适物进行权重赋分，从而通过量化手段衡量每类舒适物在各特征维度的表现得分，进而算出整个场景总体的乡村性特征情况(具体公式见图1)，其中1~2分表示该此舒适物及其所支持的实践排斥该维度特征，3分表示该舒适物及其实践在这个维度上是中立，4~5分则代表此舒适物及其所支持的实践强化了该维度特征[55]
为立足青年视角探讨乡村旅游的“乡村性”表达，因此邀请7位青年学者(年龄在25~44周岁之间)对舒适物进行两轮独立匿名赋分，得到各类舒适物的场景得分。根据场景各次维度特征表现得分计算公式得出37个乡村旅游场景在15个次维度的相关得分，据此对青年相对集聚的乡村旅游场景的乡村性特征展开研究。
乡村旅游场景的乡村性特征次维度得分的描述性分析如下(见表2)。37个乡村旅游场景的特征维度均值得分集中在2.88~3.42之间。其中，在合法性维度上，青年相对集聚的乡村旅游场景主要迎合的是追寻传统根脉，强调实用、平等普惠的目的动机。在戏剧性维度上，则突出强调和谐、亲密的睦邻性，表明乡村旅游场景中倾向于展现区别与都市生活的更具人情味和强调亲密情感连接的熟人社会状态，以吸引青年群体参与其中。在真实性维度上，强调在地和亲土的本土性是青年行动者身份认知的主要次维度，而与市场相关的企业性、国家性及族群性亦有一定程度的显现。该37个青年群体集聚的乡村旅游场景总体表现出较强的本土性、睦邻性、传统性、实用性和较弱的正式性、迷人性、越轨性、超凡性、理性，依旧契合对传统乡土社会的典型印象。但根据离散程度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乡村旅游场景在本土性、迷人性和睦邻性上又呈现出较大的区分度，仍需通过进一步深入分析以了解具体情况。
3.相关分析与研究结果
(1)青年集聚的乡村旅游场景中乡村性特征相关性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目前乡村旅游场景中乡村性的经典价值维度特征(本土性、睦邻性、传统性)之间的内在关联，并探索它们与其他维度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皮尔逊相关性分析展开研究。结果显示，本土性、睦邻性和传统性三者两两之间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现强正相关。由此可得，在乡村旅游场景中，追寻传统的行为动机、亲切友好的睦邻表现以及立足本土的身份认同三位一体，彼此关联，始终是型构乡村性的内核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睦邻性和本土性同时也与对青年群体更具吸引力的表达性、迷人性和理性呈现正相关。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乡村旅游场景中乡村的原真特性仍是吸引青年集聚，青年渴求保留的内核特征，但同时青年对乡村旅游地乡村性的感知与表达并未局限于此，而是在多维实践中使睦邻性和本土性等经典乡村特性与表达性、迷人性和理性等现代青年价值诉求产生关联，出现某种重构“新乡村性”的可能。
(2)青年集聚的乡村旅游场景模式分类
通过wald的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对37个城市周边青年集聚的乡村旅游场景进行分类，得出三类模式。其中，第一类城市周边乡村旅游场景，包括北京柳沟村、中榆树店村、遥桥峪村、北沟村、洪水口村、六渡河村、爨底下村;天津郭家沟村、西井峪村;上海仙桥村;杭州下姜村、小古城村;南京黄龙岘茶文化村;成都竹艺村、战旗村;重庆凉风村;武汉童周岭村以及广州莲麻村(18个)。第二类包括北京灵水村、马栏村;上海渔业村、吴房村、瀛东村;杭州新叶村;济南道房干村;西安南堡寨村以及武汉杜堂村、双泉村(10个)。第三类包括天津第六埠村;上海海星村;郑州泰山村;成都五星村、明月村;广州大岭村;佛山松塘村逢简村以及东莞南社村(9个)。从上述场景模式分类来看，该37个青年集聚的城市周边乡村旅游地呈现一定程度的区域集聚，如80%位于珠三角城市群的乡村旅游地均集聚于第三类场景模式，69%位于京津地区的乡村旅游地集中分布在第一类场景模式，位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乡村旅游地集聚于第一类和第二类场景模式，位于川渝地区的乡村旅游地则集中在第二类和第三类场景模式。
为进一步探析通过系统聚类得出三类青年集聚的乡村旅游场景模式与各乡村性特征的内在关联，本文进一步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pca)分析各场景特征维度对乡村旅游场景模式的影响权重。在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本文已对样本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并且进行kmo与巴特利特检验，kmo值为0.517>0.5，巴特利特卡方值球形度检验的显著性，即p值为0<0.05，基本符合进行主成分分析的条件。通过spss软件计算降维，得出三大主成分，其特征值均>2，且累计方差贡献率达70.435%。根据旋转后的成分矩阵，得出第一主成分主要综合了表达性、睦邻性、迷人性、理性和本土性场景特征维度;第二主成分主要综合了实用性、超凡性、平等性、爱炫性、越轨性和企业性场景特征维度，其中，实用性、平等性、企业性均在第二主成分上呈负向分布;第三主成分则主要综合了传统性、族群性、正式性、国家性，其中正式性在第三主成分上呈负向分布。
因此，结合上述分析，可将第一主成分显著(包含表达性、睦邻性、迷人性、理性和本土性场景特征维度)的第一类乡村场景模式称为现代融合型模式;将第二主成分显著(包含实用性、超凡性、平等性、爱炫性、越轨性和企业性场景特征维度)的第二类乡村场景模式称为休闲体验型模式;将第三主成分显著(包含传统性、族群性、正式性、国家性场景特征维度)的第三类乡村场景模式称为传统特色型模式。
四、乡村旅游场景乡村性表达模式的青年构建
通过运用相关性分析、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pca)的定量方法进行分析，发现青年集聚的乡村旅游地并未在现代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影响下丧失原本的乡村特性，反而与表达性、迷人性和理性等现代都市价值追求产生关联，出现某种重构“新乡村性”的可能。具体而言，目前吸引青年集聚的城市周边乡村旅游场景的乡村性表达可分为传统特色型、现代融合型、休闲体验型三种特征模式。回到建构场景模式的典型案例中，则更能了解青年群体在以扎根集聚与守望创新传承保育传统乡土内核，以现代理念与国际视野再构现代乡村新特性，以及以多元体验与在线“蜂鸣”重塑理想乡村新意象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1.传统特色型:以扎根集聚与守望创新传承保育传统乡土内核
传统特色型的乡村旅游场景模式中近过半的案例均有“中国传统村落”“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称号。因此，该模式更强调乡土间古屋古祠、古巷古树相映成趣的古韵风貌;百年传承的地道风味;民俗节庆所彰显的传统风情，进而也明晰发展乡村旅游的前提基础—传统古村落的活化与利用的重要性，重视通过村落祠堂、书院、寺庙、民居等古建筑的分类保育;对村落自然生态的保护修复(如对古树的保护与水体的修复)与对传统工艺、民俗节庆的传承等方式去留住维系这难能可贵的乡土性。
在这个过程中，青年群体以坚定的文化自觉积极参与古村的保育活化。以南宋开村、文风兴盛，却因受到工业化冲击而传统文化日渐凋敝的佛山松塘村为例，青年群体作为本地村民、乡贤能人或是外出打工的普通游子，均积极发挥保护古村家园的主人公精神，积极参与筹款修缮村内文物建筑，共同制定达成“加强古村保育开发”共识的村规民约。目前累计筹得600多万元集中用于对村内古建筑和珍贵文物进行修复，并成立了相应的运营机构翰林文化协会和松塘翰林文化基金[56]。
另外，青年群体还正以新村民的身份重新扎根集聚于乡村，通过对传统工艺的传承和创造性转化开拓乡村文旅融合的创新发展路径。如在成都市的明月村和竹艺村正吸引一批如明月窑陶瓷技艺青年传承人张学勇、道明竹编青年传承人杨隆梅以及大学毕业返乡创建蓝染工作室的罗丹等年轻艺术家、传承人、创客等入乡返乡，集聚扎根本土创业与生活。截至2023年5月，明月村已汇聚了涵盖民宿、农家私房菜、茶馆、咖啡馆、非遗工作室、民俗体验馆等50多家“青春小店”。青年新村民正推动传统工艺产品、服务、渠道、品牌等多维度创新，探索传承发扬传统工艺与推动乡村繁荣互促共发展的路径。
2.现代融合型:以现代理念与国际视野再构现代乡村新特性
现代融合型的乡村旅游场景模式的出现则进一步论证了睦邻友好、原真本土的典型乡村特性在现代化、城镇化与全球化的背景下，与强调以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生活方式展现自我、追求时尚迷人和真理自由的现代都市场景价值融合，并重构“新乡村性”的可能。
首先，青年精英勇于以乡村形象与城市美学融合的先锋态度再构乡村旅游景观。如刘涵晓、路易斯·里卡多、大卫·科雷亚和隈太一等国内外青年设计师和建筑师，在北京怀柔区慕田峪长城脚下的北沟村设计出北旮旯餐厅、三卅精品民宿、瓦厂酒店、瓦美术馆等一系列既再现琉璃瓦、红砖等乡村本土景观和历史文化遗产，又融合西方建筑的美学文化与现代艺术的乡村旅游舒适物。更值得注意的是，受青年设计师融合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要素的艺术审美影响，不少村民在装修改造自己的房子时，会悄悄向其建筑风格、配色、使用的材料靠近，从而重塑北沟村整个乡村旅游场景。
其次，青年干部致力于在青山绿水间以现代经营理念、技术与手段促进乡村旅游提质。如作为杭州市下姜村第一个返乡创业的大学生“85后”姜丽娟在2020年担任杭州市下姜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后，致力于通过对民宿进行品牌化统一管理、为乡村农产品创立“下姜村”“下姜红”“下姜甜”等品牌矩阵、充分运用线上交易平台(ota)和直播平台拓展销售渠道、带动吸引有先进经验的青年群体返乡创业等方式，为下姜村注入现代性发展要素，推动乡村旅游消费服务现代化。
3.休闲体验型:以多元体验与在线“蜂鸣”重塑理想乡村新意象
休闲体验型的乡村旅游场景模式则更凸显轻松愉快的价值追求，更切合青年游客希望在短暂逃离“钢铁森林”和压抑的日常规范过程中，沉浸享受“归园田居”生活的消费心理。更为重要的是，该类型场景模式会有意识地为游客拍照“打卡”提供场景，满足游客旅游“打卡”并在网络社交平台上进行自我呈现的需求[57]。因此，休闲体验型的乡村旅游场景除了有农家乐、采摘园等经典乡村旅游项目外，还开拓出不少如民俗体验、露营地、围炉煮茶、diy手工、文创集市等青年群体追捧的网红体验项目，带动乡村旅游内容向多元化、品质化和新奇化的方向发展。相关数据显示，青年客群带火了不少乡村游新玩法，2023年携程平台上新增乡村旅游产品种类超500个，平均每天就会有1.4个新的乡村游产品上线。
青年群体所带动的多元体验项目，一方面为游客提供更为深入感受乡村文化、沉浸体验乡村生活、重新认识把握乡村特性的机会。如游客能在被称为“上海最后一个渔村”的金山嘴渔村中的杨火根渔民画工作室中，通过渔民画体验课程的参与，感受当地渔民勤劳朴实品质与对生活的热爱与无穷的创造力。在面向自然的乡村露营地里，在放松自我中领略乡村生活的简单静谧与自然的和谐宜人。在深入实践探索的乡村研学基地中，学习发现乡村的历史、文化、生态以及现代农业技术的进步与应用。通过丰富多元的体验项目，外来的游客能更紧密地与乡村的人、环境、民俗节庆、农业生产等领域深入互动，从而使乡村摆脱以往落后、静止、片面的乡村印象，助力更为积极、活泼、立体、动态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形象的重塑。
另一方面，青年游客会在实地体验基础上进一步通过线上多渠道传播蜂鸣再塑理想乡村意象[58]。借助网络社交平台对极具风格的精品民宿、静谧温馨乡野露营生活、有趣的民俗体验过程和手工作品等一一进行图像化甚至视频呈现，从而使乡村意象更广泛地摆脱以往“土”“落后”的记忆，重构乡村在在人们头脑里所形成的“共同的心理图像”。但在这个过程中导致的乡村与“文艺”“宝藏”“治愈”“秘境”等扁平单一的网络文化标签相关联的现象，也可能使乡村意象向表层的精致化、消费化、同质化的极端延伸，而这同样是青年群体以乡村旅游为路径重构乡村性中需要警惕的[59]。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青年集聚的37个超大、特大城市周边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对象进行定量与定性的相关分析，发现吸引青年集聚体验乃至参与建设的乡村旅游地并未出现完全剥离传统乡村性，以致“村落终结”的现象。反而，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返乡入乡青年群体正成为连接城乡两端，促进城市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与乡村产品、文化、生活方式、景观体验等乡村资源对接的中坚力量。凭借着在城市历练中习得的宽广商业视野、先进运营水平和消费引领能力，以及对乡村在地文化的坚守、传承与创新，青年群体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建设实践中积极调和乡村旅游中城市性与乡土性、现代性与传统性、全球性与地方性的价值矛盾，致力于打破更新以往趋向消极静态的乡村印象，重塑并丰富乡村旅游场景的乡村性表达，从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再构更立体、更具活力与魅力的中国现代乡村意象。
关于青年乡村规划设计师、青年干部、青年艺术家、青年视频创作博主乃至青年游客等多元青年行动者如何在乡村旅游实践体验乃至传播中基于立足乡土根脉、服务在地村民、兼顾社会效益的原则，在避免遏制乡村旅游过度资本化、商业化、娱乐化的前提下，构建出传承优秀传统又强调创意表达、友好睦邻又开放包容、立足本土又高质发展的乡村生产生活生计场景，以及政府、企业、村集体乃至非营利机构如何通过多方协作完善优化乡村多维度的舒适物设施体系、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措施筑巢引凤，为乡村旅游乃至乡村振兴吸引更多青年人才，仍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重要问题。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时代背景与现实途径研究”(项目编号:23zda081)、2023年国家留基委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齐骥: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教授，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访问教授，博士生导师
陆梓欣: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多伦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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